人类的产生带来了文明，然而文明的产生却带来了垃圾。现代工业文明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马达，它输入大自然的天然水体、矿藏和原始森林，却输出了垃圾。
地球正在被垃圾包围，而作为人类的我们最应该反思，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是我们最根本的出路。
环保包装让“美丽”不再泛滥
“包装”，一个起初只是为了保护和保鲜商品的东西，如今却明摆着已经喧宾夺主，演绎出了“花样年华”。
180克燕窝缠着丝绸，躺在镶着24K镀金的“双龙戏珠”木盒里；53度的白酒，硬是被灌入一个龙型酒瓶，放在红木的盒子里熠熠放光；五六块月饼被“供奉”在硕大的皮制包装盒内，还有名表、美酒和上好的茶叶当“三陪”……即使撇开这些本来就讲究包装的礼品，日常商品中的包装也并不简单。拨开一颗孩子们爱吃的巧克力，先要撕下一层塑料纸，再打开纸盒，取出一颗后又要大拆一番才能最后送入口中；拆开袜子的包装则更为复杂，要用剪刀剪断塑料线，用手抠掉小商标、小铁钩，为了不损害质地，动作还得温柔一些。
为了吸引眼球，提高附加值，商家们想尽了各种方法包装商品，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偏爱漂亮的东西，于是在一个畸形的消费方式下，大成本、大投入生产出了“大垃圾”。
包装是商品的脸面，也是消费者认知产品的媒介。对商品进行适当的包装，既可起到保护和保鲜商品的作用，又可增加其外部的美观，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旦对商品进行过度包装，包装大，商品少，则会喧宾夺主，造成“美丽垃圾”的泛滥。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北京市每年产生的近300万吨垃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就约有83万吨，其中60万吨为可减少的过度包装物。而在全国每年的城市固体废物中，包装物占到了30%。全国每年平均生产衬衫12亿件，包装盒用纸量就达24万吨，相当于砍掉了168万棵碗口粗的树。每生产1000万个纸盒月饼，包装耗材就需砍伐上百万棵直径在10厘米以上的树木。那些“见怪不怪”的过度包装已经对我们的环境保护构成威胁，更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
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包装”、“零度包装”的理念便悄然兴起。
“绿色包装”和“零度包装”的涵义相似，就是指可以回收利用的、无公害不产生垃圾的、具有节能和环保功能的包装。
欧洲的森林覆盖率在全球居前列，但欧洲各国对森林的保护却极为重视。其中最为称道的当数瑞典。瑞典是木材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但瑞典人“惜林如金”却由来已久，最典型的就是瑞典人发明的“绿色包装”—利乐砖包装。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利乐公司的创始人鲁宾·劳辛博士就试图以纸来包装液体牛奶。经过十余年研究试验，终于发明了被誉为“天生就有‘绿色包装’基因”的利乐砖纸包装。用这种“绿色包装”来包装的牛奶、果汁、饮料、无需冷藏，在常温下可保鲜六个月，节约了大量因冷藏而耗费的能源。而更奇妙的是，这种纸包装回收后可做成“彩乐板”制作家具、地板、玩具、音响设备等。
可食性包装是另一项世界食品工业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它已涉及了广泛的应用领域，如我们平常吃的肠衣、果蜡、糖衣、糯米纸、冰衣和药片包衣等都在这项技术内。目前，由于保护环境的需要，可食性包装领域又涌现了很多新产品和新技术。
可食性包装方兴未艾的领域之一就是发展多功能可食性包装膜。主要是利用天然水融合性高分子膜材，或兼用疏水性物质和乳化剂作为膜液，配加各种防腐剂，甚至配加酶制剂等生物活性物，浸涂于农产品或食品表面上，干燥后形成一层几乎看不见的薄膜，该层膜具有阻温、阻气、防虫、防腐、抗氧化、抗褐变、抗病等不同性质，且可食用。如薄皮水果、大叶蔬菜及花菜的保鲜膜常常要随果蔬一起被送入口中，糕点、糖果的内包装及一些畜产品的内包装也能入口即化、美味透明，并具有适当阻湿、止氧和防腐等功能而更为实用和高档。
可食性包装还有许多奇特用途。澳大利亚昆士兰一家土豆片容器公司制作的土豆片容器，其味道并不逊于盛装的土豆片，从而使人享受到“大嚼容器之快”；利用含有色素的可食涂料，对不易着色的食品进行表面染色，既可降低色素总用量，又能扩大色素染色范围，并提高其染色效果和稳定性。
把好“净菜进城”这道关
农贸市场的“脏、乱、差”尽人皆知，腐烂的菜叶、飘散的鸡毛、腥臭的鱼水以及时不时踩到的“血滴”，让人不禁皱眉恶心。虽然有关部门一直在致力于农贸市场的卫生状况治理，但是结果却总不尽如人意，整治过后往往又“老方一帖”。
我国农副产品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是惊人的，每100吨毛菜大约就会产生20吨废弃边角菜。北京目前每天产生生活垃圾1.84万吨，一年670多万吨，其中60%为以蔬菜垃圾为主的餐厨垃圾。这些餐厨垃圾不仅污染环境，填埋处理时还要占用大量土地。
常有人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这句话同样适合“菜场废弃物”。
农业专家赵亚夫告诉记者，2吨菜叶在不加任何钾肥的情况下，可以转换成半吨左右的有机肥，如果按一定比例加一些禽畜粪，则可以转换成近一吨的有机肥。而一亩草莓所需有机肥还不到半吨，2吨菜叶子足可以“养活”一亩草莓。
随着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业的兴盛，农村对有机肥的需要日益增多，像废弃的菜叶、果皮等都是沤制有机肥的很好材料，而目前，这些菜场废料都与城市生活垃圾一样进入填埋程序。不少环卫专家提出，这些“在城市是垃圾、在农村是肥料”的菜场废料应尽可能地留在农村，最好的办法就是“净菜进城”。
净菜处理也有几个层次，在蔬菜原产地对毛菜根茎黄叶就地进行剔净，简单包装，这是“净菜”的“基础级”；再进一步，是经过清洗、整理、检测、冷藏、运输等环节，具有一定保质期的“商品蔬菜”；而最高级的“净菜”，则是可以直接打开下锅加工的半成品。
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净菜产业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在日本制定的垃圾减量化政策中，不仅毛菜被禁止入城，被禁的范围也随着城市的扩展而扩大，如东京市规定，八环路之内，禁止毛菜进入，由此减少城市生活垃圾20%。参照日本的计算方法，我国每年可少产生垃圾3000万吨，若按北京158元/吨的处理费，每年可减少投入47亿元。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治理专家王维平先生认为，“净菜进城”在减少垃圾的同时，也节省了经济成本。北京每吨垃圾处理费用至少158元。而每300吨大白菜，就要产生60吨废料。这60吨废料运进运出，往返运费加上垃圾处理费，都是无效劳动，是一笔不小的浪费。另外，家庭主妇买菜回家后，需要择菜、洗菜，这个过程也要耽误很多时间精力，如果买回的是净菜，这些时间和精力就可以省下来。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节约。
既然“净菜进城”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净菜并不常见呢？王维平先生有些遗憾和无奈地说：“实际上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的观念有问题。”
在我国，政策法规的实施往往受制于传统习惯。呼吁净菜进城，相关政策法规早已出台。上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有关部门下发的关于开展净菜进城工作的通知里，都对净菜进城提出了相关要求和目标，但是真正了解相关内容者却寥寥无几，目前净菜卫生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而是全由企业或进货的超市认定。有消费者反映，购回家的净菜并不干净，甚至新鲜程度也要打折扣。对此，蔬菜行业协会相关人士称，相关标准年内有望出台，届时可以对市场实行有效监管。
此外，“净菜进城”还有蔬菜加工问题。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行业仍处于初级阶段，相比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农副产品产业链，我国在农产品的贮藏、保鲜和加工上都比较薄弱。另一方面，从农产品的产值构成来看，农产品的产值70%以上都是通过产后的贮运、保鲜和加工等环节来实现的。因此，加快我国农副产品加工行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减少城市垃圾，还可以大大提高农副产品的附加值。垃圾分类，一个老生常谈却不得不谈的话题
早在9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城市就开始倡导垃圾分类收集处理。马路边、社区里常能见到颜色各异的垃圾箱示意市民把垃圾扔进不同的桶里。
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
然而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始终在国内迈不开步子，甚至一些早已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已经在这项工作上举步维艰，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4月初，广州市环卫局对外宣称，鉴于分类垃圾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前，比单桶垃圾箱贵50%的分类垃圾箱暂时不再投放。这意味着垃圾箱将重回无分类的“单桶时代”，事情发展成这样，不禁让人困惑，垃圾分类难道不可行吗？
“目前几乎所有的城市垃圾分类工作，都是‘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垃圾分类工作从宣传、倡导都收效甚微。”一位从事垃圾分类研究的学者指出。
新浪网曾做过一项调查，在3435名被访者中，89.4%的受访者所在的住宅小区都设有垃圾分类系统，但仅有38.6%的家庭给垃圾分了类。
很多市民表示，尽管对垃圾分类收集有所了解，也很愿意配合这项工作，但困扰他们的问题是：到底垃圾该如何分类。
仅以北京为例，对于垃圾分类就可谓五花八门。董先生住在北京城西的一个小区里，在他们小区，垃圾被划分成“可回收”和“餐厨垃圾”两类；但在一些公共场所，董先生又发现垃圾被分成“可回收”、“不可回收”、“有害垃圾”等好几种，让人眼花缭乱。董先生扬着手中的一个装食品的塑料袋说：“其实我到现在都一直没弄明白，这个塑料袋到底该归入哪一类呢？”
广州市环卫局环卫处处长鲍伦军在谈到分类垃圾箱“退出江湖”的原因时就表示，除了宣传不足外，后续工作跟不上也是一大问题。
徐女士是广州城北一大型社区的居民，在她家楼下的两个垃圾桶上，分别写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字样。一向热心环保的徐女士也十分在意，尽量将家中的垃圾按提示分别放入不同的桶中。
但有一天，徐女士却在不经意间发现，每天早上来装运垃圾的环卫工人，却将两个桶中的垃圾一古脑儿全倒进了一辆垃圾车中。徐女士十分不解：“我在家里把垃圾分好类，工人装车时却把它们又混在一起，这跟不分类有什么区别呢？”
垃圾“分了又和”，这的确是个尴尬的现实。鲍伦军解释说，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分类，就要在投放分类之后，调派不同的车辆运输不同的垃圾。但到了处理环节，广州既没有建设餐厨垃圾、农贸市场垃圾、废旧电池处理的专项设备，也没有建立大型分检中心。因此，分了类的垃圾最终还是被混合运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对此，专家指出，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分类垃圾回收系统，才是导致许多城市推广垃圾分类回收多年却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使面临着重重困难，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肯定是今后中国城市垃圾处理的大趋势，这也是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很多专家表示“再难行也要行！”尽管垃圾分类目前“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效果”，但即使只有“宣传意义”也并非浪费，“如果放弃垃圾分类，就等于给了人们一个很强的信号：垃圾分类并不可行，那么我们以前的努力就真的白费了。反过来，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等有了资金、有了设备、可以在源头上实施垃圾分类时，一切不就可以水到渠成了吗？”
垃圾处理费，想法好还得实行好
本着“谁产生垃圾谁付费”的原则，征收垃圾处理费不失为一个减少垃圾的良方。
据了解，国外很多国家的城市都实行了垃圾收费制度。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每月要付出7-10美元的垃圾处理费用。法国居民每年缴垃圾处理费300法郎。德国有关法令规定，四口之家平均每年缴垃圾费600-700马克，占家庭收人的0.5%。韩国从1995年起正式实施垃圾袋收费制度，居民必须购买指定的垃圾袋丢弃垃圾，每个垃圾袋的售价就包含了垃圾处理的费用。所有实行垃圾收费制度国家的城市生活垃圾明显减少，环境也显著改善。因此，我国城市实行垃圾收费制度，也是与国际接轨、与市场接轨的体现。
其实早在2002年6月，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环保总局四部门就曾下发《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要求各地改革垃圾处理机制，实行企业化管理，同时明确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但是7年过去了，垃圾处理费却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上，由于存在难以计量的问题，收缴率一直不高。
“我们的垃圾收费跟水费、电费是不一样的，垃圾目前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城市计量是很困难的。”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城市垃圾处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徐海云说，对居民这块是笼统收费，比如深圳定的标准是居民住户按月收取15元/月，“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根本起不到激励作用。
徐海云表示，由于收入存在差距，对于高收入或者有稳定工作的人，垃圾处理费可能只占其支出的1%左右。而对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群体来说，就可能是一笔可观的支出了。
2005年，深圳市曾就“该不该向市民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开了一次听证会，20多位市民代表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该费用应列入政府财政支出，市民交纳的物业管理费中应该包含垃圾费。政府应该将税收用到市民生活最需要的地方。政府是一个城市的管家，有义务从财政收入中列出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预算。再说，利用焚烧垃圾发电是赚钱的行业，最后的利润获得者应当为可焚烧垃圾的处理费买单。
有人提出，每户每月收取15元不合理，因为每户居民的人数是不一样的。此外，该收费标准比有些城市高出几倍，这不合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在财政投资不减的同时足量征收处理费。一位从事环境保护研究的人士说，过去的发展，有些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在建垃圾处理厂，就要建高标准的处理厂，高标准要有巨额的资金保证，投资不足会带来二次污染。污染者支付恢复环境资源的费用是国际通行的原则和做法。
也许英国政府征收垃圾处理费的失败经历更能带给我们思考。
2007年英国政府考虑对普通家庭征收每年高达120英镑(1英镑约合1.95美元)的垃圾处理税。
但是这项计划最终却失败了。下议院下属的一个跨党派委员会表示，由于正在讨论中的“垃圾税”征收计划在程序上过于复杂、表述上也令人费解，政府开征“垃圾税”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税务部门认为，“垃圾税”的字面表达含混不清、令人费解，而这一税种实施起来将面临诸多难题，比如由谁来监督自家垃圾箱的缴税？如何抽查居民缴税情况？扔在街道上公共垃圾桶的垃圾又由谁来缴税？
英国议会的社区与地方政府委员会指出，征收“垃圾税”表面上看是促进环保，然而实质上却等于变相鼓励大家偷偷扔垃圾，因为公开扔垃圾都将被征税，谁也不愿当这个冤大头。
据了解，在已经实施“垃圾税”的爱尔兰，越来越多的居民为了“合理避税”，在自家后院焚烧垃圾，造成了许多火灾隐患，并产生了更多难以处理的废气。还有些居民为了逃税，竟然将自家的垃圾偷放在邻居的垃圾箱里。
英国社区与地方政府委员会保守党委员皮克斯则明确表示，“垃圾税”不仅不会改善环境，反而会破坏环境。他说：“到时随处都是乱丢的垃圾，无数人家在后院烧废品，环境根本无从改善，那些最穷困家庭反而会因此受损。‘垃圾税’根本不是一个绿色税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