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乐希望被丢进垃圾筒的废包不是简单地被焚毁或填埋，而是重获新生。因此，他们想在中国找到一些愿意接受“循环经济”理念的企业，通过市场手段，把工厂废弃和被人们消费过的“利乐包”(也包括康美包和艾罗派克包)收集上来。

　　利乐包装的三种成分分解后，长纤维纸浆是制造优质牛皮纸的原料，塑料和铝亦能再次进入市场——这就使得两家造纸厂得以进入利乐中国的视线。

　　郭振齐，北京鑫宏鹏纸厂厂长，还有杭州市富阳富伦纸厂的厂长羊军，这两个人走上用利乐包造纸之路，皆起因于2005年，利乐在中国开始全面推行的环保实验。合作4年后的2009年，则注定成为他们各自职业发展的关键一年。

　　在遇到利乐前，郭振齐在大学当了10年老师，教的专业是造纸；之后，他为一家欧洲造纸设备商工作了10年。“那时在国贸大厦上班，”郭振齐说，那里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

　　2005年，郭接触到利乐的环保项目。他的判断是，国内造纸行业的原料来源同质化严重，而“利乐包”废包这一来源却无人涉足而且稳定——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牛奶等饮料的消费有增无减。于是，他收购了北京附近的一家濒临破产的福利纸厂，参与利乐的项目。

　　郭振齐现在的办公室隐藏在周口店地区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旁边是一家村办砂石厂。他偶尔抱怨，这个“邻居”扬起的灰尘导致造纸过程中要处理的杂质增多了。

　　羊军的故事与之大同小异。富伦纸厂比鑫宏鹏纸厂还要更早一年加入项目——在富阳的大大小小400多个纸厂，其中多数原料来源都是进口废纸。

　　“一开始，我在富阳跟人讲‘循环经济’，从政府部门到邻居，没人听说过，”羊军说：“我想，这就对了，这才是差异化竞争。”

　　利乐起初的想法是，在中国造就一条合乎商业规律的“循环经济”链条，它参与和资助利乐包处理的技术研发，并为这些被选中的企业提供管理指导和一些设备投入，帮助他们进入市场。

　　“一旦它们的商业模式符合市场规律，能够赢利而且自身的经营进入良性循环，”利乐中国副总裁杨斌说：“我们(利乐)就可以退出了。”

　　但中国的实际情况远比计划来得复杂。

　　一方面，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收集的基本方式仍旧为混合收集，尽管从2002年起，政府提倡垃圾分类，但由于没有明确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垃圾分类收集比率始终很低。另外一方面，真正乐意与利乐合作的企业一般规模和资金都很有限，单靠他们用收购价格拉动利乐包的回收，效率和数量都增长缓慢。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城市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官方回收渠道中有一大部分已被回收大户和无数拾荒者所占领。做再生产品，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管理成本在全国面向拾荒者搭建起密集的回收点。

　　“一家产能上千万吨的大型造纸企业，利用规模效应，大量进口废纸造纸，可以享受退税。”羊军说，“富伦每年靠回收处理近1万吨左右的废弃纸制品和‘利乐包’，却享受不到太多政策优惠。”

　　加上社会对再生产品的认识度不高，他们的产品被迫和市面上的普通牛皮纸进行价格竞争，“都卖4300元一吨。”利润微薄导致企业很难扩大规模，“利乐包”的回收率自然也上不去。 （汪若菡 ）